一、革命戰爭時期與執政時期黨員的基礎成分來源不同,增加了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脫離群眾的危險;二、革命戰爭年代和和平建設年代黨員的入黨動機不同,必然導致黨的執政危機;三、執政后黨員干部地位與環境的改變,必然導致官僚作風越來越甚,嚴重影響到人民群眾與黨的感情;四、革命戰爭年代與和平建設年代對人才的遴選機制不同,必然導致官員素質的相對低下,執政能力相對下降。
這是張黎平《從長期執政條件下黨員干部的變化看脫離群眾的巨大危險性》一文中,對長期執政條件下黨員干部越來越脫離群眾的原因分析。
筆者贊成以上四點的分析,只是還想增加一點:革命戰爭年代與和平建設年代黨員干部信仰不同,今日少數黨員干部工作目標完全背離了人民立場。
革命戰爭年代,黨員領導干部要么懷著“打土豪 分田地”的念頭,要么懷著“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去”的信念,要么懷著“打過長江去 解放全中國”的決心,大家真正把工作當事業,滿腔熱情。
和平建設年代,少數黨員領導干部不再有這種強烈的事業心,這些人不談事業只說職業,把工作只當成謀生的飯碗;甚至連“敬業”“職業道德”也不屑談,把革命事業當投機生意。
在這種精致利己主義念頭驅使下,其工作目標不是為人民服務,而是打著人民的旗號,實際奔著自己的功名利祿;對一個地方的發展,他們“不為之計長遠”,不但不理舊賬,還熱衷于給后任挖坑。總之,全力以赴為自己的快速升遷“轟油門”,甚至不惜踩毀地方發展的“發動機”。
因為政績觀嚴重扭曲,這些人不但不對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上心,反而排擠打擊真正為民干實事的人。比如下級堅持原則動真碰硬,引發矛盾,鬧到上級那里,上級不但不幫著撐腰,反而怪其“多事”添亂,破壞了治下的“和諧穩定”。
這其中有多種情況。或是“不敢管”----自己屁股本就不干凈,遇到敏感事,躲閃尚且不及,哪還敢主動招惹,生怕引火燒身牽連到自己;或是“不能管”----自己沒有能力,駕馭不了復雜嚴峻局面,所以特別害怕下級“惹事”,“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‘小’來”;或是“不想管”-----無意下深水干事真正造福一方,只想當“游方僧人”,所以特別害怕下屬給他的仕途節外生枝,只想玩點短平快的形式主義“政績”,好盡快完成“到此一游”提拔走人。
如此一來,不僅讓正直的下級“流血又流淚”,而且助長了惡人氣焰,形成了“正不壓邪”的惡劣社會風氣。
長期以來,我們一說起皇帝的“家天下”,總感覺一無是處。事實上,“家天下”至少有一大好處,那就是皇帝真正把天下看得很重,睡覺都睜半只眼,絕不會有玩壞江山的主觀故意。與其相比,“公堂漏,公馬瘦,公老奶奶好咳嗽”,正是因為“天下為公”后,人人都是天下的主人,實際上卻很少有人真正負主人之責。
“上下同欲者勝”。讓和平時代的黨員干部與人民“上下同欲”,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理想信念重鑄,讓他們真正胸有家國情懷,而不是只有個人的“小九九”。
(作者:陶余來 合肥市包河區總工會 ;來源:昆侖策網【原創】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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